【11】
齐松芬被谋杀的时候，郑越钦正在一个街区外的家里吹着头发。
齐松芬的姐姐齐喜珍打电话来的时候，他还完全不知道情况，面对齐喜珍怒火中烧之下劈头盖脸的辱骂，他感到莫名其妙，酝酿好的一段回击之言在齐喜珍最后一句话出口时，彻底咽了回去。
“她死了，你偿命吗？你们怎么做事的？”
那边愤恨地挂了电话，郑越钦端着手机愣了会儿神，滴水的头发把睡衣后领染湿了一大片。
这个结果其实郑越钦不意外的——齐松芬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表现几乎可以被当成典型案例进行教学了。
半个月前，因绑架罪被关六年的卢原出狱。
六年前，郑越钦刚刚正式成为律师，这是他经手的第一个刑事案子。
齐家小女儿当时才十七岁，周五放学之后不知所踪，家里只当她是在外面玩，没有立刻去找。
夜里接到电话才知道齐松芬是被绑架了，在绑匪的恐吓之下没敢报警。
齐家一夜就筹好了钱，又苦等了一个礼拜，才接到第二个电话。通知他们交钱的时间地点。
上大学的大女儿放假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果断报了警，在约定地点将犯罪嫌疑人抓住。
对方是个十九岁的毛头小子，一经讯问就战战兢兢地交代了拘禁地址。
齐松芬在一个待拆危房的地下室里被找到，受了几处皮外伤，有些脱水，情绪正常。
之后一切按法定程序进展，罪犯判了刑，齐家归于平静，全家人都心照不宣地没有再提过这件事，生怕刺激到小女儿。
不久前，齐喜珍偶然看见妹妹的梳妆台抽屉里藏着一块发臭的破布，仔细回忆之后才想起来——齐松芬被发现时嘴里就塞着这个。
本来齐喜珍只以为这是以前的绑架案给妹妹留下了心理阴影，是因为憎恨那个罪犯或是提醒自己注意安全才留着这罪证。
直到发现齐松芬以前提过的男友根本不是她所谓的同事，那些所谓的约会也其实都是在监狱——六年间，她一直在探望卢原。
齐松芬不是没考虑过让齐松芬去看心理医生，但齐松芬除此之外再正常不过了——高考考上了名校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当了制图师，也和一个同事谈了恋爱（后来证明这只是个幌子），一切似乎都步入正轨。
齐家父母都很庆幸女儿没被那次的事件影响，甚至因此开始每周做礼拜——齐喜珍自然也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年迈的父母。
齐喜珍再三考虑之后，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找到了当初负责这个案件的郑越钦——齐喜珍知道卢原是个孤儿，也没有朋友，作为辩护人的郑越钦可能是最了解他的人了。
当时郑越钦对卢原是很有信心的——他第一次见卢原时，他剃光了头发，穿着看守所的马甲，高高瘦瘦的，脸上还有青春痘。讲话带口音，词汇贫乏但用语文明，认罪态度很好，说自己绑架那个女孩子是想要点钱坐火车回老家找父母，还说那几天钱不够，就算自己不吃也都给那女孩买了盒饭。
接触下来，郑越钦认为他只是个缺少家庭教养和感情抚慰的失足少年。
因卢原是他早期负责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判刑之后郑越钦也时不时去探望，卢原总是挺真诚地跟他说狱友的趣事、在图书馆里看的书和出狱之后的打算。
他说自己身体素质好，找个稳定的体力活就行，还担心单位会不要有前科的人。
郑越钦也算认识他六年了，眼看着他从年少有些病态的腼腆到现在成熟的开朗，对其间变化不是无所触动的。
故而面对齐喜珍的询问，他挺认真地表达了对卢原的肯定。
当时郑越钦已经是个资深的律师，穿着昂贵的西装，坐在高级写字楼的独立办公室里，桌上摆着合伙人的名牌。
因此，听到他这样回答，齐喜珍也放下心来，离开之前反复拜托郑越钦注意卢原的情况。
郑越钦记在心上，亲自去接了卢原出狱。
因六年间他们见了不少面，卢原在他眼里并不陌生，仍穿着当年进去时穿的军绿色短袖，看见他在外面等，笑着小跑过来，一路上都在表达感谢，下车前郑重地保证自己会重新开始。
郑越钦因此渐渐放松了对这件事的关注，只知道卢原在社区的帮助下找到一个传菜员的工作，住在火锅店员工宿舍里，工资绝对够生活。
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卢原和齐松芬的可能性，卢原长得还算端正白净，现在算是洗心革面，也有了稳定收入。齐松芬他也是见过的，肤色健康，身材纤细，一对笑眼，从小富裕，不愁面包的事。
历史上也有过受害人和罪犯结婚的案例，倘若能维持十年的来往，双方又有意进一步发展，有什么不可能呢？
当然，郑越钦理解齐喜珍的忧虑，倘若是他的至亲对曾经绑架过自己的人产生这样的感情，他一定也会反对。但这些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明白，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如她所愿，理智地辨别出该管的事和能管的事是项重要的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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