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铸钱有厚利可图，所以民间盗铸十分严重，虽死刑不能禁绝。结果质量低劣的钱币流行，大量优良的小品钱却被排挤，退出了流通领域，导致通货膨胀，给军民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于是，朝廷府对西北的货币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嘉祐四年(1059)将大铜钱由以一当十降为以当二，这样，它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格就基本相符，折二钱也由此定型，并于熙宁以后通行全国，大铁钱也降为以一当二，小铁钱则改为以三当一。经过调整，西北地区的货币制度趋于合理，货币体系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这既有助于解决军需问题，也促进了西北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朝廷采铜能力的提高，铜钱的铸造量有了较大的增加，至神宗元丰时达到顶峰，每年为五百多万贯，是盛唐时期的二十倍。铜钱外流的数目也远超过了唐代，流出的方向首先是北方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统治地区。这些政权本身开始铸钱的时间晚，且铸造数量少，因而商品流通过程中主要使用宋钱。针对这种情况，朝廷之初设立了所谓的“铜禁“。仁宗庆历元年(1041)规定，携带一贯以上铜钱出境，为首者就要处死。王安石变法期间，曾于熙宁七年(1074)一度解除了铜禁，北方沿边州军对铜钱出境只论贯收税。元祐更化后，恢复铜禁。尽管朝廷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铜钱私入北方的情况还是一直存在的。
其次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铜钱还不断流向海外。大宋居民从海外进口香药宝货等物品，除用丝、绢、瓷器等偿付外，还要输出金、银、铜钱。主要是流向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地区，甚至还有远至东非沿海国家的。虽然朝廷一再申严铜钱入海之禁，还是无法完全遏制铜钱的外流。
铜铁钱面额低并且笨重，不便携带，加上铜铁钱分区流通，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各地物资交流。而隋唐时作为实物货币的绢帛本身不具备良好的材质，容易污损朽败，在我朝逐步退出了流通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化倾向日益增强，使用数量较前代大为增用，使用范围也显著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