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之后，陈四平读的第三本书是《生物学札记》，作者郑也夫。郑也夫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不知怎么回事，“也夫”让陈四平联想到“人尽可夫”，这对郑教授很不尊重，但确实不是他的本意。
在《生物学札记》的扉页，父亲留下了一段不长的文字。
“达尔文的进化论（严格地讲应该译为‘演化论’）对我影响很大，某种程度上，我所有离经叛道的想法都来源于此。但这些还不够，我需要更强大的支持和安慰，才能说服自己对抗世界，坦然地面对自我。所以我决定从头进化论的书籍，就我所能看懂的范围，把能找到的书都读一遍，或者重读一遍。郑也夫生物学著作，在47岁时迎来了‘一段通常只属于少年人的狂热和欢愉’，事后他写了一年的专栏，开了一门课，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出了一本书，《生物学札记》。我没有这样的奢望，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找到心灵的平静。或许这才是更大的奢望。”
陈四平反复读了好几遍，所有的谜团都迎刃而解，他终于知道父亲为什么孜孜不倦生物学，他感慨万千，感同身受。他猜到，“需要更强大的支持和安慰，才能说服自己对抗世界，坦然地面对自我”云云，指的是为什么不喜欢自己的儿子。父亲始终都很困惑，他内心深处不愿付出，不愿牺牲，把自己的生活看得比孩子重要，这一点既违背生物的本性，又与社会的习俗背道而驰。为此他感到不安，孤立无援，想从生物学中获得安慰，至少是某种解释和支持。
他找到答案了吗？也许找到了，也许并没有。陈四平无法想象，父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家出走的，是如释重负的轻松，还是走投无路的绝望？他很好奇，也很兴奋，就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完全停不下来。
《生物学札记》附有一份参考书目，用铅笔做了记号，父亲显然“按图索骥”，尽力搜罗了一番。陈四平把三个纸箱都倒出来，一本本核对，果然，有记号的书都在内，贾雷德?戴蒙德《性趣探秘》、《枪炮、病菌和钢铁》，罗杰?格斯登《欺骗时间》，斯蒂芬?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生命的壮阔》，威廉?克拉克《衰老问题探秘》，里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R.尼斯和乔治?威廉斯《我们为什么生病》，D.莫瑞斯《裸猿》，刘易斯?托马斯《水母与蜗牛》，大约占书目的八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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