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城惨败,朝廷一定是要追究责任的。朝廷把罪责全部推到永乐城的修筑上,认为这是多生枝节,招惹事端。这个结论多少透着荒谬——宋朝在自己的领土上筑城,西夏出兵进犯,屠杀宋朝军民,竟然错在宋朝筑城招惹事端?或许这个荒谬的结论缘于已经无法追究战败指挥官的责任。此时,主张修永乐城的徐禧已经战死。种谔誓死不与朝廷意见苟同,就是降职也不从,再追究种谔的责任有些太无底线。但朝廷对沈括却是有一肚子火儿的,当初沈括提出筑城是筑古乌延城,朝廷上下都同意这个意见。而朝廷派出的钦差徐禧却强硬的改变了方案,要求筑永乐城。沈括不同意,但迫于徐禧的淫威也不得不答应了。现在他成了唯一的幸存者,一定要拿他出气。朝廷定性在筑城招惹事端,而不是强调选址上的严重过错。沈括是鄜延路的最高地方长官,并且也是在修建永乐城的方案上签字的。这时不会再有人管你当时是什么意见,上级是什么意见,不会再有人唱高调服从大局,不会再有人去谈高站位。战败的责任沈括必须承担!
永乐城陷落后的第十天,神宗皇帝下诏贬沈括为均州团练副使。这个地方离黄州非常近,谁也不会想到,此时的湖北黄州和湖北均州,同时待着两个半失去自由的团练副使,他们将会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文化坐标,一个科学坐标。但他们现在都是大宋神宗朝的“罪臣”,一个来自反改革派,一个来自改革派。这让人不禁唏嘘,同时又感叹谁的人生又能逃脱这样的荒谬呢?
宋朝虽然两连败,但都只是高层重大决策的失误。宋朝的经济、军事实力已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争的事实。军队素质大幅提高,先进武器神臂弓的广泛应用,使得大宋已今非昔比。此后,西夏多次发动对宋朝的攻击,均被宋朝击败,西夏损失惨重。西夏大将仁多零丁、统军叶悖麻和咩讹埋均在战斗中被宋朝击毙。西夏越打国力越弱,到了灭国的边缘。
但神宗皇帝看问题并没有这么全面,他做事时孤注一掷,看问题也失之偏颇。他的内心不能原谅别人,也不能放过自己。元丰六年(1083)无大事,终于可以按照新礼仪举行一次酣畅淋漓的大朝会了。此前一向节俭朴素的神宗皇帝觉得大庆殿的陈设太老旧了,配不上新的礼仪,把仗卫、舆辂、冠服全部进行了更换,一切迹象都表明朝廷在万象更新,一扫阴霾。大朝会的前一天晚上,仪鸾司在更换舆辂时,不小心砸坏了新的玉辂。帝国之大,当然不在乎这一点小小的经济损失,但神宗皇帝却是惊弓之鸟,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神宗皇帝已变得过度敏感、毫无自信,把仪鸾司责任人打入大理寺大牢问罪。
几次战役失败后,神宗皇帝的心情一直很差,动辄惩罚问罪,对朝臣越发刻薄寡恩。元丰五年(1082),神宗皇帝在集英殿殿试新科进士,唱名前忽然要一名叫黄裳的考生的卷子。于是众考官手忙脚乱地寻找,终于在第五甲里找到了这个人。卷子呈上,神宗皇帝道:“这就是状元了。”事后,神宗责罚考官省试判定名次不当,对初考官、复考官、详定官共十五人各罚铜三十斤,这其中就有曾巩。这是重罚,并且是毫无缘由的重罚。
是年,神宗皇帝即位前藩邸旧臣韩维知颍昌府期满,拟续任,由中书舍人曾巩撰写制词。曾巩在制词中赞美韩维“纯明直谅,练达今古,先帝所遗,以辅朕躬。”韩维是前任宰相韩绛的弟弟,韩维在神宗皇帝做太子之时就不断夸奖、推荐王安石,王安石才得以展示其卓越的才华。但韩维的政治倾向与其兄长不同,属于保守派,神宗皇帝对其很不满。面对曾巩的制书,神宗皇帝大为不满,在制词上御批:“维不知事君之义,朋俗罔上,老不革心,非所谓‘纯明直谅’。”曾巩就因为这篇制词,再次被罚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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