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大宋已经从数次战败中总结出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防守反击。在宋夏战争中最早提出“积极防御”的就是范仲淹，这也让他的声望在西北地区如雷贯耳，即使是韩琦、庞籍这样的大宋驻西北地区的高级将领也对范仲淹十分尊重。范仲淹回到汴京前指挥的最后一战，仍然是西夏故伎重演，不断挑衅并故意暴露破绽，而大宋的军队高举“范”旗，丝毫不为所动，每天夯实防御工事，从容不迫的等待决战。西夏虽然在单兵战斗力上要强出一筹，但还没有胆量打攻城战。时间一长，西夏军队的补给实在跟不上，不得不开始撤军。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十里外丛林之中西夏军队呜呜泱泱的撤军持续了十余天，粗略估计有十万人之众。如果宋军真的追了出去，落入这十万虎狼之口，那将又是一个“好水川之战”，后果不堪设想。范仲淹的威望就是在战斗中逐渐确立的，俨然已成为西北边疆军民的主心骨。范仲淹是最早认识到，西夏这个游牧民族战争不过为了抢物资，如果总是抢不到什么，弄不好还得被箭射死搭上性命，就没人愿意去为李元昊打仗了。西夏原本就是由各番部组成的，这样的情绪一蔓延，内部就开始瓦解了。宋夏战争的后期，大宋掌握了“积极防御”战略的要义，局势逐渐出现了逆转。
大宋的西北部番部林立，这些番部大多都是愿意归顺大宋的，但是迫于西夏的军事压力，很多番部已经跟着西夏，至少已经不是和大宋共同抗敌的先锋了。庆历三年（1043），大宋军队的一场胜仗却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宋朝廷带来了极度混乱，直至今日都恨不能是场败仗才好。
西军将领刘沪骁勇善战、爱戴百姓，西北边民妇孺皆知。几年来，刘沪连续多次击败西夏军队，可谓所向披靡。这一战，他要进兵水洛。水洛地处秦州和渭州之间，是一个羌、氐番部聚集的城寨，说是城寨其实就是帐篷聚集区，中间夹杂一些逃荒的汉人。刘沪并没有直接强攻，而是派人去和寨主和谈，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寨主满口答应后，刘沪就带着一千人前来受降，接管城寨。当寨主发现刘沪就带了一千兵马，立刻起了歪心思，如果此时乘机击败刘沪，再去李元昊那里领赏钱，获利不就更大吗？寨主立刻翻脸，包围了刘沪，宋军千人被围无援。然而刘沪可不是浪得虚名，镇定自若的指挥，一战击溃了这些番部，并且击败了临洮来驰援的羌兵。事后看，整个战局呈现出了围点打援的特征，成了经典战例。刘沪本人也名声鹊起，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京城。
为了巩固番寨，时任陕西四路招讨安抚使的郑戬指派了一名叫董士廉的官员赶到水洛，帮助刘沪一起修筑水洛城。工程进入到一半的时候，郑戬的职务由韩琦取代，原本一个正常的人事变动却引发了血雨腥风。时任渭州知州的尹洙提意见，认为边疆的据点太多，修水洛城兵力进一步分散，宋军有过教训。这个意见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个时机确实有些不妥。毕竟这个决策是前任安抚使奏请过参知政事范仲淹以后作出的。况且筑水洛城也并非毫无益处，对巩固番部团结、鼓舞边将士气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建议可以讨论，权衡利弊后作出冷静、合理的决策是大宋之福，然而事态并没有这样朝着良性发展。韩琦主政后，尹洙就变得跋扈起来，他居然派狄青去水洛城用武力把董士廉和刘沪抓起来，关到了监狱里以停止筑城。这在当时就激起了一些刘沪拥护者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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