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沪被捕发生在庆历四年（1044），郑戬向朝廷控告尹洙。朝廷之上立刻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范仲淹支持刘沪，反对尹洙；韩琦支持尹洙，反对刘沪。这次大争论发生在庆历四年，“庆历新政”的序幕如火如荼的拉开之时，争论的双方是“庆历新政”主要的两位领导者范仲淹和韩琦。为了一个弹丸之地该不该筑城，这是一件多么痛心的事！韩琦认为水洛城位于西南，不是夏军主攻方向。范仲淹认为防线应该完善，防守是被动的，进攻是主动的，哪知道会不会是西夏下一个主攻方向呢？范仲淹认为水洛城可以联结秦、渭两州，韩琦认为这种便利也会被西夏所利用。韩琦认为水洛城分散兵力，范仲淹认为水洛城可以巩固番寨。
随着双方僵持不下，加入争论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这边的支持者主要有欧阳修、余靖、郑戬等人，韩琦这边是尹洙、文彦博、狄青等人。这是一场愚蠢的争论，其特点是这两派人都是大宋军事、文化精英，私交都极好。尹洙的墓志铭是欧阳修写的，范仲淹教狄青读《左传》，文彦博就是调查“三川口战役”黄德和诬告刘平的主审官。“庆历新政”推行的攻坚时刻，即使是这些正人君子也难免堕入盲目冲动和非理**求之中。当他们意气用事的时候，他们只顾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全然忘了他们需要做什么。
好在他们也很快意识到，毫无意义的争论已经成为了推行“庆历新政”的绊脚石，成了朝堂上的笑柄。欧阳修赶忙奏请皇帝，派观察使实地调查，尽快下达是修，还是停的旨意。欧阳修建议，尹洙与刘沪的问题，事关文臣和武将的关系，现在是敏感时期。刘沪作战勇猛，是西北边事急需的人才，不应给予过重处罚寒了武将的心。只是这样的冷静来得太晚了。
观察使回报，水洛城已修建大半，弃之可惜，刘沪深受羌、氐番部的拥护。朝廷遂即释放刘沪、董士廉，继续修建水洛城。水洛城的竣工，更像是这个优柔寡断的皇帝搞的一次平衡。建成后的水洛城也确实起到了巩固番寨的作用，还在那里成长出了大宋骁勇的武将。刘沪深受当地百姓爱戴，水洛城竣工后不久刘沪心力交瘁，头伤复发去世了。死后应当地百姓的强烈要求不归葬家乡，而葬在水洛城，并修建了祠堂。死后六十年，被徽宗皇帝追封“忠烈侯”，当地百姓纪念至今。无疑，水洛城是刘沪的纪念碑，更是大宋朝廷的耻辱柱。
有很多学者对水洛城事件进行研究，探讨究竟是该修还是不该修。洋洋洒洒都没有道尽这场争论对“庆历新政”的毁伤。大宋朝，刘沪是悲壮的，欧阳修是辉煌的，范仲淹是可歌可泣的。可是大宋朝的百姓呢？他们是苦难的！大宋朝百姓的税费不低于任何一个王朝，养活着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多的官吏和军人。军人打不了胜仗，还得继续花钱买和平。大宋百姓的苦难谁去关心？朝堂之上这些所谓的君子为该不该去修个破城，该不该叫“爸爸”，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党同伐异、意气用事，争的你死我活乱了纲常。这无疑是大宋百姓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