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寻求最高权力者绝对的支持！这是很有帝国特色的，帝国只有仁宗皇帝负责，至于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说不清他们都是什么立场。如果没有仁宗皇帝绝对的支持，“庆历新政”的改革完全没有必要进行。随便一个部门在“察颜观色”后，都可以站出来对范仲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简直就是对范仲淹等人的羞辱。
然而什么能够促使最高权力者绝对的支持改革呢？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足够大的外部压力。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那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秦国可怜的蜗居在函谷关以西，不发展即会灭亡。汉景帝任用晁错削藩，那是因为同姓诸侯王即将藩镇割据，威胁到中央政权。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变法，那是大宋朝财政极度困难，西夏和辽已经把大宋朝逼的无路可退。他们确实得到了最高权力者绝对的支持，表现出来的是改革一出台就先气死一当朝宰相。晁错气死的是宰相申屠嘉，王安石气死的是宰执唐介。如果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最高权力者通常下不了这样的决心，改革就如同汉文帝时候的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就如同仁宗皇帝任用范仲淹改革，无疾而终。即使逼到了这个份上，改革的决心也是很难下的，他们也时常犹豫与彷徨，也会反复。仁宗皇帝有意愿改革，那是因为五年前西夏建国，李元昊称帝，宋夏战争宋军连战连败。一年前东北部的辽又要求宋朝增加岁币，提出一系列羞辱大宋的条件。大宋朝财政入不敷出，农民起义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也正缘于此，“宋夏议和”便可成为压垮“庆历新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改革面临的困难是如此巨大，得到的支持是如此不稳固，都预示改革者的艰难处境。无疑他们是伟大的，人们终将看到他们的牺牲，可敬之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结局是牺牲。范仲淹也必将无可争议的成为文人的道德楷模，无论青史如何记载“庆历新政”，范仲淹的精神都会超越改革本身，超越时代和王朝更替。
改革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屋子大拆大建，一种是把屋子重新审视一番，做些修补的工作，这种也称为渐进式改革。但并不是“大拆大建”的改革才是好改革，这并不是怀疑改革者有良好的愿望，也不是怀疑改革者有描绘精妙蓝图的智慧。实践证明了，这样的改革需要为社会制定一个全方位的计划，但人们尚没有这样的经验和知识制定它，也或许这样的知识根本就不存在。而“渐进式”改革却有社会影响小的优点，既然影响小就可以试错和检验，改的不好就停或者改回去。“庆历新政”就属于这种渐进式改革，遗憾的是君臣配合不默契，改革效果不好，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是仁宗皇帝与范仲淹君臣二人的共同失败。其最大的危害是没有人再会信任仁宗皇帝还会支持改革，也就不会再有人挺身而出为大宋艰难的改革作出努力，再也没有人愿意清醒的提出“习惯”已成为陋习，只有众人皆醉不会有人愿意醒来。但并不会因为酒醉，大宋就不被群狼环伺；不会因为酒醉，大宋就不是历史上地理版图最小，资源最贫瘠的中央政府；不会因为酒醉，宋朝就不是受黄河水患最严重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