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北伐”之后，宋辽双方都被战争拖累的疲惫不堪，都不再制造大规模军事冲突。至道三年（997）太宗皇帝驾崩，真宗皇帝继位。宋辽都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大战让双方都陷入了困境，继续打下去是两败俱伤，和平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而战争是有一种奇妙的逻辑，只能以战止战，想不打仗，必须要无时无刻不准备打仗。咸平二年（999），萧太后已经理政二十年，如今她已经五十岁了。契丹建国八十年间，已经从一个草原游牧部落，变成了一个半游牧半耕种的国家。稳定性较强的农耕文化的引入，使得契丹的文明进程空前提速。八十年已经让契丹从一个马背上民族，学会了靠一部分人种地、交税就能养活一个国家的道理。但农耕文明需要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维系，死水微澜的官僚体系必将形成腐败。萧太后冷静而深邃的目光已经看透了这一点，如今她老了，她的儿孙只能走向腐败与堕落，这是中原千年的历史反复论证的铁律。但她要在她的有生之年尽可能多的解决一些问题，她选择的是辽宋问题。咸平二年，辽国开始侵扰大宋。中原皇权刚刚更迭，内部政治斗争剧烈，是外部入侵的绝佳时期，这些中原大地上不断上演的低俗桥段，如今的辽国都学会了。双方互有攻守，大宋景德元年（1004），萧太后对内发展经济，对外打败了宋朝的多次入侵。她想在有生之年，再和宋朝打一场大仗，期望能打出宋辽的永久和平。这一次，萧太后率领倾国大军南征宋朝，此次辽国的先锋都统也是一员骁将，名叫萧挞揽。
宋辽大战在即，真宗皇帝周围都是能“葫芦”事儿的人可不行。真宗皇帝想到的是做事有能力，有决策力的寇准。可是寇准太刺头了，一身正气，只要是“气”就伤人，不管正气还是邪气。寇准是又不合群，树敌又多。十全十美的人又找不到，真宗皇帝想一面使用寇准的才能，一面用德高望重的老臣毕士安镇住他。这一年，毕士安与寇准同时被任命为宰相，也被称为“战时宰相”。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大宋已经在安享太平了。契丹大兵压境，朝庭中南逃的声音四起。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劝皇帝逃到金陵去。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劝皇帝逃到成都去。以战止战的道理契丹学会了，中原的大宋倒是忘了。好在还有在战略上清醒的，寇准一剑砍掉桌子一角：“谁再敢劝陛下逃跑，下一剑砍的就不是桌子，而是儿等的头。”这一剑虽然有气魄，但是得罪了这些小人，大战过后外敌退却，这些小人可就内战内行了。
寇准的意见是要灵活用兵，主动伏击歼灭小股敌人；坚壁清野保卫中心城市，让敌人无所获；侵扰辽境，打粮道此战必胜。这几乎是宋辽战争以来，大宋一方最有头脑的一次战役指挥。但寇准又提出了一个让真宗皇帝如坐针毡的主张——御驾亲征。萧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征，所以辽军士气高涨，大宋皇帝岂有不亲征的道理？难怪这个寇准总是树敌，连陛下的心思都不管不顾。原本陛下想逃，他不仅不让逃跑，还要逼陛下去前线。由此可见，中原的政权历史上，皇帝和忠臣从来都搞不好关系。忠臣也只能在国家危难之时发挥作用，一到治平无事，江山就交给皇帝肚子里的蛔虫去啃食。
大宋从太宗朝就开始施行“更戍法”，边境上没有固定守军、守将，都是临时由枢密院、皇帝调动。大部分高级将领的家属都在汴京，皇帝跑了这些家属都得跟着跑，这些边将们谁还会英勇作战？毕士安在皇帝是否亲征的问题上是支持寇准的，实际上毕士安到死都是寇准的坚定支持者，从未对寇准进行压制。但毕士安的亲征意见略微保守一点，原本寇准对意见是真宗皇帝亲征大名府，而且立即出征。毕士安的意见是亲征至澶州就行了，而且可以等等再上路。真宗皇帝当然采纳毕士安的意见，准备慢慢吞吞的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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