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兄弟就参加了嘉祐六年的这次制科考试。这年的制科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是向官员考生开放的六种制科考试之一。制科考试又于策论难度最大。在《御试制科策》中，苏辙以历史上六位昏君为喻，指出仁宗皇帝的四大过：懒惰怠政、荒淫贪色、滥用民财、执政能力差。苏辙的责难大多言过其实，这可难坏了考官。说他批评当朝皇帝肩负责任感，他又没有实事求是。说他凭空捏造不符合事实，又似乎表现的朝廷听不得批评意见。
考官分为初考官、覆考官和详定官，初考官与详定官给定的名次有分歧时，详定官指定是按照初考官意见，还是按照覆考官意见上报给皇帝。在王安石当详定官之前，详定官是不会另给意见的。本次制科考试的初考官是翰林学士胡宿，覆考官是刚刚就任知谏院的司马光和翰林学士范镇，详定官的名字没有留下来，但肯定不是王安石。苏轼入第三等似乎分歧不大，此前只有一人获得，即于嘉祐三年离世的吴正肃。而苏辙入第四等全是由于司马光力排众议坚持要推荐的。
既然考试通过了，就有新的官职任用。任用就要写制书，制书就得由知制诰写。此时的知制诰有四名，其中就有王安石，坚决不肯给苏辙写制书。他们认为苏辙就是现实版谷永，依附宰相专门攻击皇帝。谷永，西汉成帝时期人。汉成帝宠幸赵飞燕、合德两姐妹，颇受诟病。此时的实权在当宰相的外戚手中，主要是王莽的叔叔们。谷永多次上谏书，专攻皇帝和后宫，表面上是一片忠心为汉室，实际都是替外戚王氏攻击皇帝。
最后，不得不由宰相韩琦来化解。韩琦笑道：“苏辙压根儿就是批评我们宰相不中用，要换人，你们还担心他是谷永？”实际韩琦的说法也很没道理，大家拿苏辙比谷永，批评的并不是谷永在替宰相攻击皇帝，而是谷永以无中生有的事由批评皇帝，这种行为是恶劣的。对韩琦意见最大的是王安石，考试之前有很多人报考，结果宰相韩琦当众说：“二苏在此，你们还来凑什么热闹？”王安石深不以为然，认为这就是在破坏考试的公平。也正因为韩琦的不当言论，使得王安石对“二苏”的评价并不高，说他们都是战国纵横家的那一套耍嘴皮子功夫，没什么真才实学。要是他王安石当考官，都别想考上。
苏轼后来曾无限感慨这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科考试。他们兄弟俩这一生的官宦生涯就是在批评皇帝、批评两府高官。而每一次批评权力者后，都会打碎他们兄弟俩的牙齿，还不许吐出来。苏轼想到自己年轻时的这场考试，“直言极谏”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不禁苦笑起来。平生只有这一次，在考试卷子上假模假样的批评当权者，没有遭到痛打。
这一切似乎都在扭曲，无中生有的批评原本是不道德的，本不该被倡导，却被司马光一厢情愿的认为出于公心而被褒扬了。实事求是、一针见血的批评本该被包容，却恰恰被世俗所不容。不容他们的也包括曾经无原则的褒扬他们的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