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抵京已是熙宁元年（1068），这年他四十八岁。距离他嘉祐八年（1063）离开汴京已五年了，京城的一切都显得既熟悉又陌生。他本想让刚刚考取进士的儿子王雱在京城物色一套房子，最好能和司马光当个邻居。司马光是官场上的一股清流，朝堂之上一张张趋利避害、蝇营狗苟的脸多少有些让人恶心。但不巧的是司马光家附近没房子了，转让的二手房都很贵，和司马光当邻居是不行了。但不管王安石住在哪里，他都是汴京的焦点人物。
二十岁的神宗皇帝对王安石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经常有问题不问中书直接问王安石。这让中书省十分尴尬，这一鸟入林看来要掀起大风浪。一次神宗皇帝在崇政殿，亲切的对王安石说：“朕久闻卿道、术、德、义俱在人上，有忠言、嘉谋当不吝告朕。”听了这话，王安石拱手向后退，一时还很不适应这样的盛情。
神宗皇帝接着问：“如今百废待兴，朕从何处开始呢？”
王安石对曰：“以择术为始。”神宗皇帝内心的欣喜沁滋心脾，终于来了一个不讲大道理的。直接从技术层面入手，大宋朝太需要几个战术层面的胜利来鼓舞士气了。
神宗皇帝问：“像唐太宗皇帝那样做可好？”这当然不好。唐太宗距离现在太近，治国的具体案例太清晰，然而已经时移世异，僵化照搬会出大问题。
王安石说：“唐太宗离我们不远，他的所做所为不尽合乎法度。”这增加了神宗皇帝的好奇心。
神宗皇帝说：“贞观之治，人所称颂，卿怎说不可学？”
王安石说：“唐太宗让人称颂，那不过是因为他乘着隋末的乱世，子孙又多浑浑噩噩，将他凸显出来罢了。”
神宗皇帝感到无比振奋，眼前的人是要辅佐他超过唐太宗。其实，王安石是担心他法后王，法的不是合乎当世之势的“活的灵魂”，而是直接生搬硬套弄出问题。
王安石说：“时移世异，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上古先王的所作所为早已语焉不详，想照搬也不行，只能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神宗皇帝疑问：“那为什么三代以后再无尧舜？”很显然这是神宗皇帝在质疑先王的真实性。
王安石说：“那是因为后世学者、士大夫没有钻研圣人之道，以为尧、舜高不可及。不以圣人经世之学立法，而用普通人的理论制定制度治理天下。”
神宗皇帝说：“卿也是在说朕啊！朕自知达不到圣人的水平，卿一定要尽心辅佐朕。我们君臣二人同心协力向此目标努力！”
神宗皇帝还是要问问：“从太祖皇帝到今天，本朝已过百年没有大的变故，还粗致太平，这又有何道理呢？”
王安石说：“这个得系统回答，今天天色也晚了，我回去给您写写。”王安石看到皇帝这么有兴致，想让他保持这股热度，不过今天也确实说累了。
王安石在十年前写过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文辞流畅、政论清晰至今还记忆犹新。在王安石来汴京的路上，神宗皇帝又把这篇文章拿出来反复琢磨，读的激动不已，恨不能抱着睡觉。时隔十年，王安石的文风更趋成熟，文辞更加凝练。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来回答神宗皇帝的问题。王安石的文风与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甚至欧阳修的文章风格都不同，可谓大家中独树一帜。而且王安石的文章大多是实战性文章，作文的属性决定了不能空发议论，不能纵横捭阖空凭气势，必须言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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