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推行新法更艰难的是推行新法的人，只要支持新法的人都给披上了道德低劣的面纱。因为吕惠卿驳斥了司马光的“萧规曹随”，吕惠卿就被定义为了小人。改革派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想想改革将触动哪些人的利益，就不禁令人胆寒了。大宋延续百年，皇亲国戚无数。不要说皇族远亲，就连太后、亲王的利益被触动，他们也迸发愤怒的火焰。因为这个帝国是他们的，也不是他们的，归根到底不是他们的。一日，王安石上朝在开封大街上被聚集起来的皇族远亲密密围住，用半乞求半威胁的口吻说道：“王相公就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李定闻言，说道：“是啊，这些皇亲国戚除了勾结商人囤货居奇，勾结豪强放高利贷，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曾布说：“大宋科举取士，除了赵宋皇室大宗一脉哪里还能门阀世袭，连荫个官都未必能有个差遣。如果断送了士大夫们兼并土地或成为商业巨鳄的财路，为官的不安就成为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致仕回乡，积攒钱财、兼并土地就是他们获得家族安全感的唯一寄托。”
这时突然有一个年青人说道：“也不都是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满朝官员就算自己甘愿为大宋鞠躬尽瘁革新除弊，但当着这个升朝官谁敢不为自己的上级发声，敢不为了占了半个开封的皇亲国戚发声，敢去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得罪整个“士大夫”群体？”
王安石本没有听他们的议论，只是因为有一个陌生的声音说话，他便走了过去。李承之见王安石走了过去，也走了忙过去。李承之向王安石介绍：“这位就是我曾向您提起过的章惇。”
王安石笑着说：“章公的经历的经历真是传奇啊！奉世常常说起公有经天纬地之才。”
章惇不好意思的说：“哪有奉世说得好？蹉跎了半生岁月罢了。”
二人谈论了整整一天，王安石新生欢喜，真是相见恨晚。他发现这个章惇理性的惊人，具有务实的才干。王安石便任命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章惇不胜感激，暗自决心要用自己的才学报答王安石的知遇之恩。
不断有高水平的人才加入改革的队伍，王安石的焦虑也有所减缓。但改革的困难就在那里，并没有因为人才的加入而减小。面临如此艰难的困境，神宗皇帝的支持显得弱不禁风，神宗皇帝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决定为改革派做点什么。神宗皇帝便把反改革声音最大的枢密使文彦博请来，希望能把两派的矛盾化解一番。
神宗皇帝问文彦博：“东明县知县贾蕃是文枢相的学生吧？”
文彦博大惊，正要解释，神宗皇帝摆手示意他不必解释：“东明县事件和文枢相没有关系。朕已诏令，东明县事件不得再深究，都是知县试点新法不当，乡民不懂程序所致。”
文彦博擦拭着额头的汗水，说道：“谢陛下！”
神宗皇帝接着问他：“新法都在维护百姓的根本利益，为什么都要攻击新法是侵害百姓的恶法呢？”
文彦博立刻镇定了情绪，说道：“新法是维护了百姓的利益，攻击新法侵害百姓确不属实，但说新法是恶法却不虚。”
神宗皇帝说：“哦？那看来卿等都是以百姓的名义对新法进行指责了？”
文彦博说：“新法没有侵害百姓的利益，但新法侵害了士大夫的利益。”
神宗皇帝便问：“那文枢相更关心士大夫的利益？”
文彦博毫不隐讳的回答：“陛下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和百姓共治天下。”
神宗皇帝沉思良久。因为新法损害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就抨击它是恶法。至于是不是损害了百姓的利益，无关紧要。文彦博的直率是应该被赞扬的。但为什么把士大夫和百姓对立起来的人却没有被定义为奸邪？恐怕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能够轮到人民百姓发出声音？发声的权力掌握在士大夫的口中，他们通常以人民的名义欺压人民。
反对派针对新法自是站不住脚，就往往针对人。吕惠卿就因为反驳司马光史学上的错误，而被说成是奸邪。为此，吕惠卿很不服气，说道：“有理不在声高，各抒己见有理有据的陈述观点，不是司马光一直要倡导的吗？怎么我来说道理的时候就不行了？看来规矩都是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拿出来讲的。”李定和邓绾就劝他，想想他们二人的遭遇，吕惠卿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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