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登进士第，为定远尉、秀州判官。这都是甲科进士正常的仕途升迁节奏。熙宁二年（1069），被御史台高官孙觉举荐至京师。就因为李定把自己的真实所见向朝廷做了汇报，正面评价了“青苗法”，就被定义为奉承王安石的十恶不赦的小人。
神宗皇帝任命李定拜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但朝廷的敕书就是发不下去，三位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封还制书，这三个人还被士大夫们称为“熙宁三舍人”。
神宗皇帝无奈的说：“如果李定所呈不实，完全可以用事实去反驳，何至于此呢？”
苏轼一直都是攻击新法、攻击改革派的急先锋。苏轼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攻击李定的事件立“奇功”。关键是陛下说了，要用事实去反驳，那就要去搜集能够反驳李定的“事实”。机会还说来就来，苏轼有一位僧人好友，人称佛印禅师，法名了元。了元不了缘，此人在尘缘中与李定有旧。可是既然了却了尘缘就一心向佛，度化众生不就好了吗？可是佛印大师是身在佛院，心在尘世。他想对他朋友苏轼在仕途上出一把力。
佛印说：“我能帮你扳倒李定，攻击王安石。”
苏轼说：“你？靠念诵《大般若经》吗？”
佛印说：“我可能是李定的弟弟。”
苏轼惊诧道：“你不是俗姓林吗？”
佛印说：“我的生母仇氏，可能是李定的生母。”
苏轼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是‘可能是’？”
佛印说：“这就是关键，无法查证就是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
苏轼说：“那到底是还是不是？”
佛印说：“可能不是。”苏轼不说话了。
佛印接着说：“仇氏过世，李定未服丧。”
苏轼说：“仇氏不是李定父亲的正室，又不能确定是不是李定生母……”
佛印说：“出家人不打妄语，点到为止了。”
苏轼想了想，就把李定不为“生母”丁忧的事情上报给了朝廷。这件事苏轼也认为捕风捉影、毫无根据，但苏轼却这样做了。苏轼、苏辙为什么一定要成为王安石改革的反对急先锋呢？或许是苏氏兄弟的制科考试后，王安石作为知制诰不肯写敕书，犹如今天的“熙宁三舍人”不肯给李定写敕书一样。更或许是苏氏兄弟一直是太后欣赏的才子，他们不愿意去违背太后的意愿。
一波一波的人派去李定的老家扬州调查，无论怎么查都是捕风捉影，查无实据。反改革派脏水没有泼到脸上就是觉得不舒坦，他们开始炒作另外一件事：有一个官员叫朱寿昌，生母是小妾，生他之后可能受家族排挤就回到原籍了，母子分离几十年没见着面。朱寿昌是个大孝子，发誓要找到他的生母，把官辞了到处寻访，最后母子重逢。反改革派听说这消息群情激昂，纷纷赋诗称赞朱寿昌的孝子行为。苏轼专门为这个诗集写了一篇序，大力褒奖天下有这等孝子。无非就是李定说了“青苗法”好，就被这般侮辱打击。但这个世界一条不变的铁律就是“自作自受”，所有人都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邓绾比李定好不了多少。邓绾进士及第，并且是当科的省元。因为说了新法好，熙宁三年（1070）被王安石召至京师，任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这是反改革派万万不能接受的，赞成新法就是大逆不道，而且赞成新法后还能升官，就比李定还要可气。对邓绾的嘲笑与辱骂不绝于耳。邓绾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邓绾错就错在把本是一句气话说了出了，而这句气话却是每个官员的心里话。他们谁不是这么想的？可是人家都不说。苏氏兄弟在老苏的带领下，对人品低劣的三司使张方平赞不绝口时，难道不是为了当个官？司马光对宰相庞籍宛若父子的时候，难道不是为了日后的政治地位？可人家都不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