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深刻吸取了教训，同时采纳了郦食其和张良的计策，实行“郡国并行制”，某种程度上与分封制相差无几，只是“王畿”地域太宽大，需要辅之以郡县制来治理。秦朝留下了的丰厚遗产——直道、驰道等，令新生的汉王朝能够在交通相对发达的基础上，施行较为先进的经验。不过郡国并行的尾巴也很大——七国之乱，中央再一次遭受危险，事后，通过一系列削藩措施，将各诸侯国实力不断削弱，才渡过政策不适期。至东汉末年，各诸侯国已基本同各郡无异，各国国相的实权也差不多等同于郡守了。中央的权威触手终于开始深入郡的下一级——县。
司马家开历史倒车将华夏炸得差点灰飞烟灭后，分封制便彻底被埋入黄土——几乎是彻底吧，后续王朝除了明初一段时期外，中国大地上再也没出现过采取实质性分封制的王朝，所有的王、公、侯爵全部成为了“有俸无封”的虚爵。郡县制的胜利，令中央对地方的掌控由此前的“王室衰微”风险变成了长期的“皇权下省”，乃至进一步的“皇权下府”。
随后，中央权威日益增加，地方的自主性被一压再压，宋代地方长官的官名居然是“转运使”，即组织地方向中央转运人力物力的官员（当然也造成冗官和转运（亦称冗费）之国力消耗），强干弱枝的策略随着五代十国的混战结束达到极致。到了明代，中央已经可以任命各县（除羁縻地区和边远的土司制地区）前四把手，即县令、县丞、主簿、典史，分抓县中的政务、财税和治安，基本上控制了各县的事务。“郡县制—行省制”发展到古典王朝的极致，“皇权不下县”的规矩最终确立，中央对地方长达千年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初步胜利。至于中央权力下县、下乡，则要等到新时代才能彻底实现了。
当然，中央权力的加强意味着地方实力的不断削弱，在大一统王朝承平时期自然是好事——国家统一、政策推行顺利、人民安定富足，但一旦乱世降临，尤其是外部的敌人突破边关，或是内部的叛乱兴起之时，地方则会丧失抵抗和应变能力，变得无法自保，更无法支援有可能同样遭受威胁的中央。秦朝的灭亡自不必说，东汉和两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实力强劲的豪强地主，在一定程度上对大规模的胡马南下和神州陆沉之危机起到了强大的抵抗作用，最终守护了华夏文明。唐宋中期，当地方实力衰微之时，自无力抵抗和支援外敌入侵（靖康之难不表，安史之乱本质上也是契丹、奚、同罗骑兵联合唐朝反叛势力入关的一次入侵，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叛乱），而中央一旦同样被攻陷，整个国家便立即由盛转衰，或苟延残喘，或苟安半壁。
不过，当国家陷入危亡，中央衰微之际，再次加强地方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能为王朝续命——像安史乱后的唐朝或靖康难后的宋朝，面临最大的问题由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如何自保不被彻底消灭。而此时，唐朝藩镇的出现，以及南宋初年“中兴四将”等自主性极高的军事组织出现，则为风雨飘摇的国家又续了一口气——这一口气就超过100年！而明朝由于小冰河的加成，崩溃得太快，导致地方实力派（如江北四镇）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气候便被敌方一锅烩，才造成亡天下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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