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
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
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
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
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
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
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年，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客观上，晋商的贸易行为，为满洲文明入侵中原文明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满洲人利用最接近北京的山西商人担当财政任务，在努尔哈赤时，已跟山西商人在抚顺贸易，买卖人蔘、貂皮、珍珠等。
清兵入关后，任命晋商为内务府商人。
明末的八大晋商，就是清初的八大皇商，据说地窖里藏了亿两白银，这些商人加速了明朝灭亡。
跟他们比起来，京城的晋商大佬乔家乔广进都算不了什么，顶多算是除了晋商八大家之外，比较有实力的商家，在范永斗面前，不过一条狗。
让韦宝好奇的是，晋商这么有钱，在原本的历史中，直到明朝倒闭，农民军也没有动他们。
西北的闯王闯将等等几百个强盗头子，不可能不知道这帮晋商很有钱。
这些强盗无法无天，皇帝的亲戚都敢杀，肯定不会在乎这些商人。
为什么他们不抢这些商人，为什么让他们苟延残喘到清初。
这一直是让韦宝比较迷惑的地方，如果让韦宝选择农民军政权发展，肯定第一个就办了晋商。
根据韦宝分析，农民军没有办晋商，估计还是实力不够，办不动。
首先，晋商与关外的满清是有一定来往的，可能抢劫晋商会直接与满清交恶，李自成面对明朝已经很吃力了，哪里还敢抢晋商。
第二，晋商主要分布在晋中地区，而太原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就在晋中。
李自成的流民军如果进攻晋商可能导致太原，大同的大明精锐边军围剿，得不偿失。
晋商肯定勾结边军了，毋庸置疑，所以韦宝猜如果李自成劫掠晋商必然会与太原边军作战。
第三，没有必要。
明朝的财富主要还是在宗室与地主豪绅手里的，抢宗室，劫掠乡里已经能让李自成吃的满嘴流油了，哪里用得着抢劫范永斗那帮大富豪，用那么大风险劫掠晋商。
这些晋商肯定自己也有一定的家丁武力用以自保，再与明军和建奴勾结，实力就更加强大了。
至于晋商加速明朝灭亡，韦宝觉得，肯定有，不是主要原因。
韦宝一直认为明朝内部的问题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晋商不过倒卖了下物资而已。
如果在明初朱元璋时代，哪怕倒卖再多，大明又有何惧。
后世的商人卖给蒙古东西，肯定没有人会认为这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原王朝在当时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只要内部团结，有强力的中央政府，十个满清都不够中原王朝打的。
明亡是多因素构成的，党争是其中一个，但韦宝觉得党争的责任不在于阉党，也不在于东林。
提起党争，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两伙以公谋私的利益集团不顾国家死活强行撕逼。
很少有人反思君主在党争中的作用和影响。
另外，一般人认为历史上有名的党争都发生在朝野动荡阶段，而且往往造成很坏的结果，而韦宝认为这是很典型的归因错误。
其实党争几乎贯穿中国的政治历史当中，而只有造成很坏影响的党争才让人铭记。
细究党争的本质，无非是两伙或两伙以上的利益共同体为了其小团体的核心利益进行博弈、斗争。
利益冲突，是党争的内在动机。
除了有名的例如唐朝牛李党争、北宋新旧党争、明代阉党东林党争，撕逼程度之激烈为世人所熟知之外，其实两汉外戚、宦官斗争，曹魏宗室与士族斗争等，也可算是影响巨大的党争事件，有些还延续了上百年。
即使在君权一家独大之时，党争也只不过是从明争变为暗斗而已。
能否杜绝党争？
所谓人以群分，家世背景、地域、官宦历程等已经不可避免地把官员强制进行了分类，是否形成党只是史官一把嘴的文字游戏而已。
有党就必有争，就算一党独大党内也会细分流派，依然与党争无异。
党争与亡国并无必然联系，某些时期党争反而促进封建王朝的发展，关键在于君主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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