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怀昌点了点头：“您说的不错。”
载泽道：“宁隐，这些话我在你叔父面前说，是班门弄斧，小巫见大巫，可在你面前，我却能充个内行。各国有各国的政体，是因为各国有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民情，决定政体的从来不是国外怎么样，而是国内怎么样，中国有辽阔的土地和世界上最密集的人口，在国民素质没有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之前，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将国家权力交到民众手里。”
他饮了口茶，又道：“你是读书人，你也读过史，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例子，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国土又实在太大，从南到北，甚至有完全不同的语言发音，你怎么能指望这么多人都能理解你改革的意思呢？就更别提人人都有私心，都想过好日子，太平年的时候尚有数不清的贪官污吏，更何况是改革的乱世。”
“宁隐，你要知道，这世上真正能为信仰而付出一切的，永远是极少数的极少数，所以朝廷才会表彰这些人，才会通过丹书铁券和贞节牌坊来鼓励这样的事情，而其余的大多数人，都是在为利益奔波，他们付出的每一样东西，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回报，你想让他们支持你，帮助你做事情，就得许给他们足够的利益，这是规则，是规律，是从古到今，甚至是百年后千年后万年后，都不会变的。”
规则，又是规则，如今竟然上升到了规律，规律是不可改的，人不能将春夏秋冬万物生长颠倒顺序，自然也不能打破这个社会自然形成的规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中国将永远没有变好的一天，因为人口不可能减少，而国土也绝不可缩小，人的贪欲和对利益的追求永远不可能有停止的一天，改革就永远只能是表面上的事情。
谢怀昌想不通这些事情，就像他想不通皇室到底应不应该被推翻一样，皇族中有庆王这样的草包，也有载泽这样为天下之忧而忧的志士，那么同样的，革命党里也有求高官厚禄，甚至是只打算发国难财的人，没有哪一方是完全的错误。
他心里这样想着，面上却丝毫都没透出来任何异样的情绪，只做出醍醐灌出来。”
然而谢道庸却道：“不，他不说出来，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是出洋五大臣之一，是大清宪政的主要发起人，宪政与戊戌年的维新，本质上说并无区别，甚至比戊戌维新更加深入彻底，如果太后反对戊戌维新，那么极有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反对如今的宪政。”
谢怀昌大吃一惊：“是太后自己要搞新政的，她怎么能出尔反尔？”
谢道庸却道：“一个鸡蛋，倘若是被人从外面打破，充其量是蛋黄破裂，与蛋清混为一体，可它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只有从这个鸡蛋自己从里面变了，才会孵出小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