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东林的首领们就不能坐视不管了。
名望甚高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直接赤膊上阵，要求裁撤阮大铖这位右副都御史。停止清查附逆贼子，逮捕与顺案和假太子案有关人员。为江南士林保留一份元气。
但是，朝堂上，已经铁了心要同东林干到底的李守汉，不等他把一篇极为煽情的文章念完，便抛出了另一枚重磅炸弹。假太子王之明的口供！
“王之明，故驸马都尉王逎之侄孙，高阳人也！曾侍卫东宫，家破南奔，于路途之中遇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家奴穆虎，遂共卧起！”李守汉有意识的将最后这句话提高了八度，用来强调这句话的重要性。
明后期，文人士大夫不但喜欢女色，也好男风。一个家奴和一个路途上遇到的少年“共卧起”是个什么概念，不用李守汉强调，这些大臣们都清楚。不要说太子这种金枝玉叶天潢贵胄，就是士林中人稍微有些身份地位的人都不会做这种下三烂的事，和一个仆人家奴“同卧起。”（说人话的话就是当小受。）
“经朝中文武勋贵诸大臣一致公认，太子眉长于目，沉稳有气度。然之明发垂肩，肌理白而举止轻率，身伛偻而容有愁；与太子形容相去甚远。系奸人假冒无疑。据王之明供称，系穆虎教之诈称太子。”
读完了这份口供，李守汉将王之明签字画押的口供递给刘宗周，“刘大人，此子如此胆大妄为，胆敢冒充先帝血脉，大明储君，背后若说无人指使支撑，仅仅穆虎一个家奴，上哪里有这般胆量？所以，此事必须要彻查到底，以告慰先帝和大明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这么一个大帽子扣下来，刘宗周也是无言应对了。
他将目光投向了礼部侍郎钱谦益，以求助的眼神相向。“你是我东林党中有名的天巧星，是军师智囊。如今到了别人要将我东林一脉满门抄斩的时候，你又如何在那里装聋作哑假痴不癫？”
他哪里知道，人称天巧星的钱谦益自然是比他会看风色，早就为了自保，通过他那个红颜伴白发的妻子柳如是，向与柳如是有些交情的阮大铖暗通款曲，虽然算不上纳款输诚，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点善意。在这个时候，他顶多能够勉强做到自保，连阮大铖都要通过夫人路线去沟通，（历史事实。尼玛的，信息量好大！）又如何敢站出来同阮大铖背后的靠山李守汉相抗衡？
这就是东林的本色显现无疑了。
阉党的名声虽然被东林描写的极其恶劣，但是，阉党倒是都能做些实事的人。而且，就连眼下的首辅马士英这个阉党，在对待东林的问题上，都同李守汉有些不同意见。他还是主张大敌当前，以和为贵。在他成为首辅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如果不是东林的各种小动作和阴谋诡计，李守汉、马士英两个人也不会下此狠手。
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能力水平和道德水平之低下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
你们既然先挑事，就不要怪我掀翻了桌子了！
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黄宗羲作为一代史学、哲学宗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之一，徒子徒孙众多，唯于此节上蔽于门户之见，不但执见偏颇，且手段也十分不光彩，以至其私德上都出现了可议之处，并且还影响了此后浙东史派的一大批学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也是其人之不足取之处。
南明史的作者顾诚顾先生说“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实为中肯之语。又如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在李自成破北京前后，联络崇祯十六年之同年庶吉士若干人降顺，且表现积极，先和周钟一起在劝进表中大骂崇祯并为此栩栩自得，次上“平两浙策”等，后因吴三桂于山海关大破李自成，魏学濂遂于李自成还北京又撤出北京、吴三桂及清军占领北京这一时段内自杀。但黄宗羲在他所撰之《弘光实录钞》中列举的降顺诸人名单里，却独不见魏学濂之名，其后在魏学濂墓志铭中，更将魏学濂降顺一事又直接指为是阮大铖为报复而进行的造谣污蔑。这种只论亲疏不论是非、颠倒黑白的治史态度，实在很令人不齿。（眼熟吧？和现代的公知大v一脉相承，只分彼此，不论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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