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公羊之所以能赢，是因为以学应术，恰逢其时，迎合了大汉和孝武的需求。
贡禹知道，孝武在给董仲舒的策问中，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当时大汉立国七十余载，却尚未得到关东的普遍认可，长安对关东也十分防范，过函谷关跟去外国一样，七国之乱绝非只是几个诸侯的野心作祟。
故大汉急需确立正统，得到普天之下的认可。公羊派便能提供这种理论，过秦、宣汉、三统，这三板斧确立合法性，最后再通过更化改服色、历法，完成“新王”对旧统的继承。
“这便是公羊能赢的缘由。”
贡禹得回想起前师董仲舒等人在初见孝武时的抉择。
而另一边，落座的任弘也在看着公羊众人，他很清楚，当初的公羊派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太平盛世是可以实现的，将希望寄托在孝武身上。
孝武也如此认为，他给董仲舒的策问中便说：“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
为了实现太平理想，汉武帝得在自己帝王生涯内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为断匈奴左臂而进入朝鲜，为断匈奴右臂而开河西辟西域，盐铁专营、算缗告缗等等举措，无不为了筹集军费。在这期间他还平定了南越、东越和西南夷。
巨大的成功使汉武兴奋不己，于是把一些应在太平盛世到来以后的事情提前，比如封禅、巡行，他不认为自己的扩张步伐太快，但帝国已经疲敝不堪。
所有正确的事情，同时去完成，就成了不正确。
到这时候，公羊儒生也对孝武失望不已，于是试图借天人感应，给皇权上一道紧箍咒。想通过对天命的解释，制约越来越疯狂的皇帝，但孝武看穿了董仲舒的把戏，他本人差点被杀。
这时候，三统说这把双刃剑就开始起用了。
当儒生对大汉充满希望的时候，三统论可以为刘姓的正统背书。但当儒生对大汉普遍失望的时候，三统论又可以成为论证汉家当亡的根据，睦弘、盖宽饶莫不如此。
皇帝开始发觉三统说的危险性，公羊若不做改变，恐怕会被黜落。
学术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大一统已成，匈奴已残灭，九世之仇已报，《公羊》对汉家治术的两个重要支撑，此时已不再重要。何况《公羊》家对战争的态度，早就站在了天子的对立面上——他们的“尊王攘夷”只支持被动反击，对主动开拓极力反对。
这使《公羊传》成了既陈之刍狗，如今面临生死存亡。
但公羊派，还有最厉害的一招，从公孙弘、董仲舒处传承了下来。
“那便是……权变！”
……
萧望之的位置距离贡禹并不远，但今日他却惊讶地看着，平素也算刚正的贡禹，今日却像平津侯公孙弘一般，苟合取容。
在榖梁众人纷纷开炮，指摘公羊中有异端邪说，欲颠覆大汉社稷时，贡禹与公羊众人一起，拼命为公羊学说洗白。
比如将禅让说成“再受命”，孝武皇帝改制便是再受命.又言睦弘预言的汉天子禅以帝位，指的是孝昭当内禅于今上。
他们甚至用上了齐学擅长的阴阳谶纬，开始说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想要证明公羊派对大汉的忠诚。
先是贡禹献上一幅《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得麟之后，有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
贡禹大声念道：“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像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
而公羊博士严彭祖找来的东西更侮辱智商：“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斋戒，持缥笔，衣襦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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