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质帝最开始的时候还指望着朝臣，他公开表示和梁冀划清界限，当庭叱责梁冀，作为一个被评价为少而聪慧的人，当然不可能不清楚和梁冀闹翻脸的后果，所以汉质帝很有可能是明知道这个后果但是依旧去做了。
那么是谁给汉质帝的勇气？
肯定不是梁小姐，自然是这个事件背后的蛊惑者，那些朝堂之上自诩清流的大臣。
这就像是后世那些拿着国家俸禄，享受着高等待遇的公知，在屁股帘子被掀开之后才从叫兽变成钱叫兽，汉质帝一度也非常相信这些朝堂清流，高位大臣，但是这些人最后为了汉质帝做了一些什么？
这些人在汉质帝生前什么都没做，死后都没做什么。
汉质帝驾崩之后，在商议新皇帝的人选分成两派，一派是梁冀想立蠡吾侯刘志为帝，另一派是李固、胡广、赵戒及大鸿胪杜乔等等想要立清河王刘蒜为帝。结果是梁冀只是将李固免职了，就轻而易举的立刘志为帝，这就是汉桓帝。
所以后来汉桓帝根本就不走清流大臣路线了，就像是后世那几个老鼠屎公知将原本好好的一锅粥全数给毁了一样。
君臣之间失去了信任，还能起什么好的庙堂之用？
刘志最终是依靠宦官发动政变，诛杀梁冀，并翦除其党羽，随后从桓帝开始，就进入了宦官持政的年代。
而宦官持政的最终后果，也不必司马徽多说了，就是当下的战乱……
所以司马徽认为昏庸的朝堂还不如没有，像是斐潜一样的强力且聪慧的地方诸侯，反而比一个昏庸的朝堂要做得更好，长安三辅就是明证。朝堂，或者说天子，当个吉祥物就行了，别瞎指挥。只需要做好制约，就像是各个封国的国相那样，王爷为名，相国为实。
当然，司马徽所设想的制度，同样也是有问题的……
非也！非也！郑玄摇着头说道，此乃谬论也。庙堂之乱，乃择臣不良，若是骠骑在堂，可治必多于关中三辅。若轻庙堂，地方则重，久之必乱，便如七国是也。届时天下皆为藩门巨族，法度迷乱，国之不国，天下必覆！
不对，不对！司马徽也摇着头说道，老夫所论，乃定后之策也。既定之，当无有战，更无七国之患也。更何况即便是有藩门巨族，宛如莲县蓝田之事，又有何惧之？
谬也，谬也……
错了，错了……
两个老人从白天争执到了傍晚，然后两个人才算是停了下来，默默的喝水吃饭，都在思考着对方的言辞，都在想着自己的论点，然后分头睡下，次日清晨洗漱，用过早脯之后，两个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争论。
或许是双方都没有办法直接确定庙堂之庙堂之争的结果，所以两人又很快的绵延到了其他方面的差异争辩上。
比如律法。
郑玄表示需要严格律法，更详细，更完备，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律，甚至包括君主。君主更应该带头遵从法律，这样才能保证律法的有效施行。
司马徽则是觉得要先教育，才推行律法，而且要给人更多的改正机会，要在乡野之中建立起道德的标准，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事情，减少对于地方行政的律法压力。
郑玄表示要增加律法的宣传，增加律法的官吏数量，这样才有更广泛的公正。
司马徽则是表示过多的官吏会增加民众的负担，要减少律法的宣传，因为律法是最低的底线，整天宣传底线有什么可光荣的？所以需要的是增加道德方面的引导，这样才能提升民众的水准。
郑玄说法律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重要方法，一个好的律法可以引导人更加趋于善良而惧怕为恶但是司马徽却觉得既然人跟人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就应该直接解决矛盾的根源，而去加强律法只是治标不治本，会越发的引导民众去看律法有没有漏洞可钻……
于是两个人就产生剧烈的争吵。
郑玄是有些偏向于愚忠派。
在郑玄的观念当中，臣子必须向君主尽忠，无论君主的好坏。
而司马徽则是相对派。
司马徽的观念其实有些像后世之人，老板给多少薪水，决定了忠诚度是多少。
其实儒家对于君臣的观念，尤其在春秋战国之时，并没有所谓绝对效忠与服从，而是强调君臣各有义务，得相互尊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若不尊重臣，则臣大可不必效忠于君，君主虽然尊贵，却必须接受约束。如果君主的行事违背约束，臣也可以解除君臣关系，违背自己的君王。
而随后的孟子荀子这些人更加极端，尤其是孟子，直接就说出了君王不把你当人看，你就拿他当仇人来看这样的话，荀子也是说出君臣各自有不同的职责，无论是谁，都是非常重要的，都要尽到自己的职责这样论点。
所以春秋战国的儒生，可真不是逆来顺受的，若是君主违背承诺，或是做出了什么恶事，儒生轻者骂，重者拔刀相向的都有。
至于完全服从于君主，那是法家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说董仲舒是个文贼，大体就是因为此事，因为他不仅是偷东西，将法家阴阳家的据为己有，而且还将原本儒生的硬骨头给丢了，剩下一身的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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